一直以來，對于茶文化，相較與現(xiàn)在國內(nèi)更具表演性的所謂“茶道”。一向稱中國茶道為“茶藝”，而稱日本茶道為“茶道”，是因為在中國，飲茶，更多功利性，而日本茶道則更樸素一些。事實上，日本茶道在很多人看來非?？贪?，一舉一動一絲不茍，跟中國人“酒肉穿腸過，佛祖心中留”的不重形式重精神的傳統(tǒng)不同，但也正是這樣的一絲不茍，才形成日本獨有的茶“道”。
詳細點說，中國的茶之所以是“茶藝”，因為茶在中國，雖然也形成了一個龐大體系，但這個體系更多體現(xiàn)在“茶”本身，既，茶是一種飲料。茶文化說穿了，更多的是怎樣種好茶怎樣讓茶泡得更好喝，如此而已。然而在日本，茶才真正上升到一個文化的層面，追求一種精神。喝茶，在中國，只是喝茶，最多也只是一種風雅的點綴，而在日本，喝茶，是一個審美過程，是在追求一種境界。
這也許是因為，茶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物品，是做藥用的，而且相當普遍。在日本，茶原本是一種奢侈品，是遣唐使從中國帶來的貴重禮物。因此，飲茶在日本一開始并不像中國這樣普遍，畢竟不是普通人可以隨意獲得的。這也形成了中國與日本在對待飲茶上不同的態(tài)度。不過，當茶葉的藥用為日本人所認識，茶葉的種植在日本開始普及而飲茶也開始在日本盛行的時候，日本也曾經(jīng)歷過與中國一樣，將飲茶作為一種娛樂的時代，室町時代。此時，大宋的“斗茶”之風傳入日本，特別是武士階層更是把“斗茶”作為炫耀財富的手段。在這時期，日本還沒有茶道，更談不上什么茶文化，因為此時的喝茶跟中國一樣僅僅只是喝茶而已，斗茶，也不過是在比茶的優(yōu)劣比財富的多少。甚至連中國茶藝的風雅的點綴的作用都沒有。
日本茶道的真正形成，應該感謝兩個人——能阿彌和村田珠光。能阿彌是室町時代幕府將軍的文化侍從，正是因為他的作用促使當時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政將宗教入茶道，使日本的茶道真正走上“茶道”之路。一掃當時斗茶的奢靡之風。而村田珠光更是被日本人稱為日本茶祖。他師從一休和尚，將佛教中的禪宗思想融入茶道之中，從禪偈“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”中，開創(chuàng)茶禪一味的道路。正是因為村田珠光的茶禪一味，日本茶文化走上與中國茶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，走上真正的“文化”之路。而中國的茶文化，依舊停留在娛樂，停留在文人墨客風雅的點綴階段。村田珠光的茶禪一味，追求的是對自然的尊崇對樸素的尊崇，追求的是擺脫欲望的糾纏以修行來領悟茶道的內(nèi)在精神。
在村田珠光之后，日本的茶文化在千利休的帶領下，進一步向精神世界進發(fā)，將茶道煩瑣的步驟儀式大大簡化，使茶道進一步擺脫物質(zhì)形式的束縛，還原到淡泊尋常的本來面目上。千利休所創(chuàng)的“利休流草庵風茶法”風靡全日本，他在民間的威望甚至威脅到當政者豐臣秀吉的權威，被豐臣秀吉以莫須有的罪名勒令切腹自殺。他死后，他的后人發(fā)揚他的茶風，創(chuàng)“表千家”、“里千家”、“武者小路千家”等數(shù)以千計的茶道流派。
而表千家、里千家、武者小路千家傳承至今成為當代日本茶道最有勢力的茶道流派，而其領袖“家元”更是茶道界最具權威的茶道宗師。
日本茶人招待一次客人品茶，少的要準備幾個月，多的，甚至有準備幾年時間的。每一次茶會，都是以全部心力來準備的，一絲不茍，即使是茶室門口小徑踏腳的石頭都要細心擦拭灰塵。而來參加茶會的人也同樣本著“一期一會”的心態(tài)，把這次茶會看成畢生僅有的一次，全身心的去體會茶會主人的虔誠用心，一花一木，一水一食都全神貫注的去品味，從主人在茶室所掛的字畫所選的插花，主人添碳的每一個動作，主人所選用的茶食……每一個細節(jié)都不能忽視。拋卻在茶室之外的“塵世”的一切束縛，全心全意品這一壺茶。
正是這樣的對待飲茶的態(tài)度，形成這樣的日本茶道，形成完全不同于中國茶文化，中國“茶藝”的日本“茶道”。
還記得前年，日本茶道“丹月流”的“家元”來杭州做茶文化交流的時候，品味丹下明月老師一心虔敬泡的抹茶，看著她泡茶時眼中心里絲毫沒有外物的態(tài)度，才真正體會什么是日本茶道“清、靜、和、寂”的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