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、道并重。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，都是兼從文、道兩方面著眼的。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。首先，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，如“精金美玉，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，其自身的表現(xiàn)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(tài)。其次，蘇軾心目中的“道”不限于儒家之道，而是泛指事物的規(guī)律。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，文理自然，姿態(tài)橫生。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，反對千篇一律的統(tǒng)一文風，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“彌望皆黃茅白葦”般的荒蕪。 　　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，蘇軾的散文呈現(xiàn)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。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(yǎng)，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(zhàn)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、莊子的豐富聯(lián)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。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(xiàn)力，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(xiàn)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。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(xiàn)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，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、暢達。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、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，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、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。蘇文氣勢雄放，語言卻平易自然，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。 　　蘇軾中國寫議論文。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，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，如《賈誼論》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，《范增論》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。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，如《留侯論》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，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；《平王論》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，見解新穎而深刻，富有啟發(fā)性。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(fā)，翻空出奇，表現(xiàn)出高度的論說技巧，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，所以流傳極廣。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，但隨著閱歷的加深，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，例如元祐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，內容上有的放矢，言詞則剴切沉著，接近于賈誼、陸贄的文風。 　　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(xiàn)出蘇軾非凡的才華，但雜說、書札、序跋等議論文，更能體現(xiàn)蘇軾的文學成就。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，但形式更為活潑，議論更為生動，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，兼帶抒情。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，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。 　　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，敘事、抒情、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。 　　由于蘇軾作文以“辭達”為準則，所以當行即行，當止就止，很少有蕪詞累句，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(xiàn)得最為突出。如《記承天夜游》，全文僅八十余字，但意境超然，韻味雋永，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。 　　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(tǒng)，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，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，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，創(chuàng)作了《赤壁賦》和《后赤壁賦》這樣的名篇。《赤壁賦》沿用賦體主客問答、抑客伸主的傳統(tǒng)格局，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，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。全文駢散并用，情景兼?zhèn)?，堪稱優(yōu)美的散文詩。 　　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(xiàn)出行云流水的風格，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，渾厚雄大，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。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，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