談及中國的茶文化，就不能不涉及到佛教和佛茶文化，因為它是中國茶文化中的奇葩之一，其中蘊藏著許多耐人尋味的內(nèi)容。
這里首先要談一談佛茶文化與中國傳統(tǒng)茶道的重要區(qū)別。中國茶文化的主調(diào)可以說是以儒家茶道為主的。茶道中充滿著自己的精神追求，也有對其他人際的熱情。飲茶，自己養(yǎng)浩然之氣，對人又博施眾濟，大家分享快樂。清醒、達觀、熱情、親和包容，構成儒家茶道的歡快格局。既承認苦，又爭取樂，比較的“中庸”，易于為一般人接受。而佛教茶道則沒有這種歡快的格調(diào)，它更為強調(diào)“苦寂”，強調(diào)“苦寂”中的“頓悟”。那么既然中國茶文化總的思想趨向是熱愛人生和樂感的，而佛教精神強調(diào)的是苦寂，這兩種東西怎么會如此緊密地連訣相伴，而調(diào)和成另一種茶文化——佛茶文化呢?
對于中國佛茶文化的形成，不能不提及我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光輝時期——唐王朝。佛教自漢代傳人中國，逐漸發(fā)展，但其發(fā)展總擺脫不了“依附”二字，只是到了隋唐，尤其是唐代，由于朝廷的提倡而得到了特殊發(fā)展，使僧居佛剎遍于全國各地。許多寺院不僅成為傳播佛學思想的地方，而且也是經(jīng)濟單位，許多高級僧人都是大地主，和尚中的上層人士不僅享受世俗地主高堂錦衣的優(yōu)裕生活，而且比世俗地主更加閑適，飲茶需要耐心和功夫，把茶變?yōu)樗囆g又需要一定的物質(zhì)條件。寺院常建于名山名水之間，氣候常宜植茶，而僧人們是專門進行精神修養(yǎng)的，所以把茶與精神結(jié)合，佛之弟子是最好的人選之一。由于僧人清閑，有時間品茶，僧人修煉也需要飲茶，加上唐王朝大力發(fā)展，弘揚佛教，僧人行遍天下，從而推動了飲茶之風在全國的流行?？梢哉f這是佛家對中國茶文化的不朽功德。
但是使佛理與茶理真正結(jié)合，形成佛茶文化，是禪宗的貢獻。至今在中日等國還流行的“茶禪一味”的說法即是明證。禪宗，只是佛學諸派中的一派，但其對奠定佛茶文化的精神基礎，是功不可泯的。
禪宗主張以坐禪修行的方法“直指人心，見性成德，不立文字”。就是說，心理清凈，無有煩惱，此心即佛。其次還主張逢苦不憂，得樂不喜，無求即樂。因為它的出現(xiàn)，使佛茶文化有了自己獨立的意境。
禪宗的有無觀，是十分有意思的。從哲學觀點看，禪宗強調(diào)自身領悟，即所謂“明心見性”，主張所謂有即無，無即有，不過是勸人心胸豁達些，真靠坐禪把世上的東西和煩惱都變的沒有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從這點說，茶能使人心靜、不亂、不煩，有樂趣，但又有節(jié)制，與禪宗變通佛教規(guī)戒相適應。禪宗在茶中熔進“清靜”思想，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山水、自然、宇宙融為一體，在飲茶中求得美好的韻律，精神開釋，這是修道的一種“創(chuàng)新”，若按印度佛教的原義，今生不得解脫，天堂才是出路，當然飲茶也無濟于事，只有干坐著等死罷了。但禪是中國化的佛教，主張“頓悟”，你把事情都看淡些，就“大覺大悟”了。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，也是一種“悟”，所以說“茶禪一味”，茶道精神與禪學是相通的。正是由于禪師們在追求靜悟方面的執(zhí)著，使佛茶文化的意境得以確立，將飲茶從技藝提高到了精神的高度，從而在中國歷史上出現(xiàn)了“茶道”二字。1)體現(xiàn)佛茶文化特點，突出恢復佛家“茶儀”。

佛教戒律太嚴不適合中國人的胃口，但完全去律去戒也就不稱其為佛教了。禪宗主張圓通，但圓通過了分，到后來有的禪僧主張連坐禪也不必了，這對禪宗本身便構成了威脅。所以，到唐末禪宗自己開始整頓。和尚懷海采用大小乘戒律，別創(chuàng)“禪律”，因懷海居百仗山，故稱《百仗清規(guī)》，《百仗清規(guī)》包括了僧人一切行為規(guī)范，而茶是禪僧良友，對飲茶的規(guī)矩自然也規(guī)范了進去。從此佛家茶儀正式出現(xiàn)。
茶儀中比較有名的是浙江余杭徑山茶宴。在宋代，徑山寺以佛與茶同時出名，號稱江南禪林之冠。茶宴上，要坐談佛經(jīng)，也談茶道，并賦詩。徑山茶宴有一定程式，先由主持僧親自“調(diào)茶”，以表對全體佛眾的敬意。然后由寺僧——奉獻給賓客，稱為“獻茶”。賓客接茶后，打開茶碗觀茶色，聞茶香，再嘗味，開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徑。
別外，禪門把日常飲茶和待客方法也加以了規(guī)范。所有這些，都是可供我們挖掘、整理的對象。

(2)開辟佛茶文化游對日本市場的重大意義。

日本茶道，無論從茶藝器具、點茶過程、思想精神，都與中國茶文化有著深切的淵源。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日本茶道更似于中國的佛茶文化。當然，日本茶道中還凝聚著日本人民自己的創(chuàng)造，而正是由于日本茶道和中國佛茶文化的某種程度上的相似，對我們設計佛教茶道旅游，吸引日本游客大有裨益。
熟悉茶文化發(fā)展史的人都知道，第一個從中國學習飲茶，把茶種帶到日本的是日本學僧最澄。但最澄所處是唐朝中期，中國茶文化也是剛剛發(fā)展的新事物。所以最澄等還不可能更多了解它的本質(zhì)。真正在日本全面宣傳中國茶文化，奠定日本茶文化基礎的是日本名僧榮西和尚。由于其兩度來華，在中國居住長達24年之久，所以他對中國的佛學理論和茶學道理，都是有一定見地的。這在他的自傳中都有所體現(xiàn)，如“登天臺山見青龍于石板，拜羅漢于中峰，供茶湯而感現(xiàn)異花于于籃中”。龍是中國文化的象征，龍出現(xiàn)于中國寺廟中，證明自印度傳來的佛教已完全中國化了，而所謂向羅漢供茶，感覺由茶朵從杯中顯現(xiàn)，據(jù)說只有在一定功態(tài)下才有這種感覺，從中可見榮西當時修煉的功底。榮西歸國后所寫的《吃茶養(yǎng)生記》重點吸收了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中適于以茶保健和烹調(diào)器具、技藝方面的內(nèi)容。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本程序與用具。
隨著交流的增進，南宋端平年間，日僧圓爾辨圓在徑山寺求法，回國時帶去了茶籽，播種于安倍川一帶，并播傳了徑山茶研制法，隨后日僧南浦詔明在徑山修學五年，歸國時由將“茶臺子”、“茶道具”一式帶回了日本崇福寺，這就是至今日本佛教界仍認為日本“茶道”的故鄉(xiāng)在浙江，在徑山寺的原因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出浙江開發(fā)佛茶文化旅游，對于中日文化交流，將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內(nèi)容。

(3)開展佛茶文化旅游，要重視茶具開發(fā)恢復與茶屋的布置。

我們現(xiàn)在的茶室，對于茶具的重視明顯不夠。茶具不僅是民族文化的結(jié)晶，而且在茶藝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(huán)。至今日本茶道還保留著陸羽“二十四器”中的二十種，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在洗器、調(diào)茶的過程中使人逐漸安靜下來，經(jīng)歷一個有條不紊的過程，體現(xiàn)“省定”、“內(nèi)斂”的特征。而在洗器、點茶過程中，設計出每次茶會的主題和對話，主客對答，以便通過茶藝回憶典籍、銘文，把人們引入一個古老肅穆的氣氛中去……同時，日本的茶室布置亦體現(xiàn)著這個民族的特點與精神。由于日本是個島國，大和民族隨時有著“危機感”，所以其在古茶道室的入口處，大多設計得很低，大約要伏身而行，從中體現(xiàn)出日本人的隱忍精神，而以樹干為柱，以竹木、茅草為頂，也隨時提醒人們不要忘記苦難……從此之中，我們亦應注意，在開發(fā)佛茶文化時應認真總結(jié)、吸收各方優(yōu)點，從而發(fā)掘、設計出一套獨具民族特色的東西。
總之，佛茶文化，是從一個側(cè)面體現(xiàn)了佛教的基本精神，中國人是最精神的，飲茶有道，藝茶有術，以及整個飲茶過程中的美學藝境，是我們開發(fā)旅游產(chǎn)品的一個寶貴財富。